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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种衍生意义有助于形成新问题，那么意义的歧路就可能通向一个新空间。

80-90年代涌入的西方思想跨度极大，几乎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密码只是变形而隐藏起来的公共语言，一旦破译即可理解。

但也有一些问题只在西方语言的地方知识中特殊有效，我愿意举出存在(Being)这个最有西方性的问题。所以，私人语言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形成思想。对于任何可能的存在，共在先于存在，所以共在是任何一个世界之所以可能的初始状态。(切斯特顿，第26页)同样，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哲学是普遍的，先秦人也相信其思想是天经地义。佛教的中国化也是一个意义续篇，但这个续篇有一个疑点，省略了因明学的佛学在思想性上恐怕是釜底抽薪的损失。

冯友兰直言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不难看出，围棋的性质、定理和规则所蕴含的思想具有普遍有效性，这一点已由人工智能所证明。《孝经·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但郑玄之后，自王肃主张天惟一天，郊丘为一，始祖无感生，后来虽然屡有经师在从郑或从王之间争论，但整体上的政治文化，基本抛弃了郑玄所构建的这套郊天礼背后的一系列经学理论。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间不可以接天何哉？ 这都因为南郊祭天，其祭有天人相交接之义，故曰郊祀。案：五帝中之任何一帝，可以称天，《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以郑玄之意，即是配灵威仰，灵威仰称天也。《祭法》疏引上文并云：此郑之所据也。

其后刘歆、班固、贾逵、马融、服虔、王肃、皇甫谧等，皆以为然。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

《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将《大传》内容与《祭法》相结合，又产生了大量的问题。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引《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

疏引《春秋文耀勾》曰：仓帝，其名灵威仰。郑注：郊者，祭天之名，在国之南郊，故谓之郊在干春松教授的《重回王道》之前，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一书，可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回应当下的世界秩序的先声。以国家保护文明，这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儒家思想只能在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两难之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我们今天谈论王道政治，和谈论天下秩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我们谈论的当下，儒学，或者说经学所塑造的政治秩序，基本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针对这种危险，强调儒家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尤其必要。可以说，以文明塑造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保护文明，这是近代以来两条并立的思路。

而这种新的国家伦理，毫无疑问必须有传统的参与。王道曾经是一个被历史污名化的词语，从古代以霸王道杂之为治术的帝王，到现代宣称王道的伪满洲国，使王道成为专制的代名词之一。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偏安一隅的格局中，尚且风雨飘摇，这是我们所面临着的严峻事实。在信中，梁启超说到：今星加坡（今译新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国家伦理的亏空，召唤着一种新的国家伦理来支撑、主导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古代人谈论天下，对她们来说，天下是一种实然的状态，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世界之中，天下秩序的合理性，也是需要自我证明的。

康有为要保孔教，涉及的不止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且包括华人众多的新加坡。一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书收录了1902年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涉及到保教问题。

同时，一个新建的民族国家，必须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观念从天下主义向民族国家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本来追求的是天下主义背景下的普遍性，但因为天下转变成民族国家，所以儒学也随之民族主义化（国家化），变成中国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干春松老师的《重回王道》，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起点。因此，儒学必然首先是中国的。

而章太炎则认为一个国家的建构必须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为基础，这个历史的本源就从尧舜以来的文明，所以，民国之后，章氏重视历史，并且重视的是历史的教化价值。从民族国家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事实上每一代的经师儒者，大多不仅仅把儒学视为现代中国的专属物，而是正视儒学的普遍性。而回到古典开创新说，同样可以是普遍主义的。而梁启超的反对，则表面上非常实用，实际上非常短视。

我们可以举康有为的两个例子。赵先生的著作，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掘天下这一概念，提供了观察现代世界秩序的一种全新视角。

我们与古人在谈论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当时，廖平三变也有同样的特点。

比如康有为在民国建国后的努力，便在于为新国立新教，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古典的神圣作为基础，中国的古典神圣性主要维系于制作《春秋》，为万世立法的孔子，因此才有建立孔教与国教的努力。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康、章路径有异，但其导向都是以文明去塑造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在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天下主义的视角和王道政治的内容，可以让我们重新反思中国的建国历程，即反思民族国家的构建。因为王者无外，有了王道，天下才能成其为天下。这一过程，包含了塑造民族国家以保护中华文明与通过中华文明塑造民族国家两个层面。

二是康有为对公羊学的运用。晚清民国经师如康有为、章太炎，都是在这一背景中展开他们的学术。

其中的国，在封建时代指天子、诸侯之国，在帝制时代指一家一姓之王朝，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康有为以《公羊传》三世说来分析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革命的问题，分析共和制度跟君主立宪制的区别，表现出一套非常深刻的历史哲学理论。

以文化塑造国家，是晚清民国经师所极端措意者。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之后再来看，那我们就会看出康有为的想法是非常深谋远虑。